在他出版的书上，都附上藏书票，一直到十余年前他去世时。他的精神，跟我的工作和志趣都蛮符合的。只是日本的藏书票，不像欧美的藏书票，欧美藏书票才真正源于西方文化。所以从1989年我加入美国藏书票协会以后，就以收藏欧美藏书票为主。

    广州日报记者：马未都是国内比较著名的收藏家，曾经在一家出版社做了很多年的编辑。您在台湾也是做了很多年的编辑。藏书票的收藏跟您的这个经历是否有关系？

    吴兴文：编辑是一个杂家，就像鲁迅一样，他除了是著名的文学家、编辑家外，也是一个收藏家。我们从他的日记和书简上，可以发现他收集藏书票外，同时收藏线装书、版画和汉画石拓片等，好像当文学编辑比较容易走向收藏这条路。

    广州日报记者：在众多的藏书票中，您觉得最喜欢和最珍贵的是哪几枚，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介绍几张值得把玩、个人色彩比较浓的珍藏品？

    吴兴文：我非常喜欢芬格斯坦的作品，例如书中第196页“永远的芬格斯坦”这一张，它完成于1939年。票主是当时意大利米兰的建筑师曼特罗，芬格斯坦总共为他设计过一百多枚藏书票。藏书票与一般版画创作不同，虽然是受票主委托，但将该票主的藏书票收集起来，就会发现，即使该藏书票有主题限制，却仍带有创作者浓厚的个人色彩。而票主也是为该创作者的特色着迷才订制，这是必然的结果。但依我的经验，假如票主与创作者之间的喜好能够一致，通常就能制作出高水平的作品，这就是我喜欢芬格斯坦的原因，在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六枚。

    书票收藏不是小众收藏

    广州日报记者：收藏往往会有很多乐趣，并伴随着传奇的故事，能谈谈你在收藏藏书票中比较有意思的收藏故事吗？

    吴兴文：这要从两岸有名的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说起，从1988年起我跟他一起到过北京、上海好几次。他除了收藏上世纪30年代文学书刊外，还收集当时的大学毕业纪念册。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本1915~1916年的沪江大学毕业纪念册，这所大学是1906年由美国南北浸礼会创办的，纪念册的内封就印有藏书票，也许只是装饰的性质，但是证明藏书票是由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后来我买到1922~1923年清华学校的毕业纪念册，而且是梁思成设计的，更是令我兴奋不已。

    广州日报记者：收藏藏书票是否是有特定的人群，比如艺术家、作家、王室、贵族等？能说藏书票是一个小众的收藏吗？

    吴兴文：王室和贵族主要是19世纪以前，不过到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保有这项传统。这枚藏书票在这次嘉德拍卖流标后，被董桥买走。艺术家和文学家则从一开始就有介入。譬如藏书票之父杜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克尔阿那赫，两人都曾为文学家和艺术家设计藏书票，而且他们本身都是艺术家。但是从20世纪末期，人们开始用计算机设计藏书票，相对的就要进入一个大众收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