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书票之最的研究，一直是各国藏书票研究、收藏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例如世界上留存的最早的藏书票，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大约制作于1450年，系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贝恩斯贝格(Johannes Knabensberg)所有，署名Igler(刺猬)的藏书票。日本自认为最早的藏书票，是在日本醍醐寺光台院所发现，制作时间大约在1470年。尽管这张“藏书票”形式上没有图画装饰，完全是汉字，缺少藏书票的其他元素，但仍被日本认为是最古的本土“藏书票”。而日本最早的欧式藏书票，则是1871年(明治五年)驻英国大使森有礼，专门为“东京书籍馆”(今国会图书馆)在英国定制的一款藏书票，寄回日本贴在所藏的西方辞书和圣经上面。

    有中外学者，根据中国木版画的发达和普及程度，推测过类似西方藏书票样式的藏书标记印刷品，可能明代以前就在中国出现过。只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发现远之明代就有类似的实物资料。不过日本自认为最早的本土藏书票——醍醐寺的“藏书票”，我分析应该是类似于我国明清藏书家使用过的藏书“挂签”。而这我们可以从清中期常熟医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所撰《藏书纪要》一书中，对制作和使用藏书“挂签”记载的文字间，领悟到上述推测的可能。孙从添的记载起码说明当时的藏书家就有使用这种藏书签条的习惯。这种形制的藏书“挂签”，现在仍旧可以从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中，以及其他的古旧书中发现。所以，即使没有在中国发现更早的实物资料，也不能轻易定论，中国在明代以前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藏书票样式的藏书标记印刷品。但事实上，上述这种藏书标记方式并没有在中国藏书界流行，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等因素。而且我认为明清藏书家使用的藏书“挂签”，其功能主要还是属于藏书的标识和编目，而不是突出藏书的所有权。因为中国传统的线装书都是整叠平卧放书架(柜)收藏，书页中夹压着露有表明相应书目的“挂签”，就一目了然，方便查找。这相当于西式书籍书脊的功能，所以，虽然“挂签”上也有像“嘉业堂藏书”的字样，但我认为其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表明书的所有者是谁。

    近20年来，提出藏书票中国之最并在书票界足具影响的，是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1990年吴兴文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淘得一枚贴在1913年版《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的“关祖章藏书”藏书票，在此书的扉页上还有关祖章用钢笔所写“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一段文字，表明此票的使用时间在1914年。这一发现使先前关于中国藏书票使用时间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的说法，提前了十余年。虽然国内后来陆续发现在1910年版《京张路工摄影》和1905年版杰克·伦敦著《阶级的战争》两本书上也贴有“关祖章藏书”藏书票，有人以此推断，关祖章使用这款藏书票的历史可提前到1905年—1910年，并不加考证就发表文章、著书立说热闹过一番。关于这个推论，吴兴文先生就曾这样评述过：“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发现关祖章藏书票后，陆续有人也发现。其中有人以为贴在出版时间更早的年份，就比我这款使用的年份更早，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推论。就像我们当下在宋版书钤盖藏书章，可以代表这款藏书章在宋代就使用过吗？”实际的事实也是如此，资料表明关祖章出生于1896年，我们据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关祖章在美国留学的1914年应该是18岁，这就非常符合他在当时使用这款书票的常理。如果提前到1905年，关祖章才9岁，即使提前到1910年，关祖章也只有14岁，这个年龄使用这款藏书票的可能性可想而知。虽然近十余年来国内也发现有中国早期留学生如郑麟(郑相衡)等的藏书票，我收藏的两款郑麟的藏书票，其中有一款就贴在1904年出版的外文书上，但终因没有其他可靠的佐证资料，很难断定这款书票的使用时间就是1904年。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确认前，笔者一直认同吴兴文先生首先发现并提出的1914年间使用的“关祖章藏书”藏书票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