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这个行业非常复杂，尤其字画鉴定，在各种艺术门类鉴定中是最难的。金先生以书画鉴定为例谈到鉴定的难处：“鉴定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行业，你永远有需要学习的东西，稍微一放松，就会有新东西不知道。比如陶瓷、铜器、甚至玉器鉴定，都可以采取双轨制，但是字画不行。现在作画用的纸张都是一样的，也都是用现代的印泥、颜料，这样就没有办法用仪器鉴定。高科技解决不了这一类的真假问题，只能用眼去看、去分析。古代字画用仪器还能检测出年代，比如古代用的纸、墨、印泥、颜料等物质，通过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是明代早期的，但是明代早期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当时名人字画就有仿品，比如‘吴门四家’的仿品有流传下来的，仅高科技检测出其年代也不能确定真假，还要从画风上去分析。代笔的问题自古就有，现在也有。画家名气大了自己画不过来，就让学生或儿女代笔，自己落款，这种现象很多。所以说字画鉴定比其他艺术门类难。这也给字画鉴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鉴定家自己首先要会画会写，自己体悟到运笔着墨的奥妙，才能庖丁解牛，看出其中的门道。当然还要有渊博的学识，要知道名家的用笔风格，甚至还要结合他的性情、人生经历才能做出较准确的判断。”
谈到如今市场上大量的鉴定证书，金鑫认为大多没有市场公信力，如同废纸一张。“因为这类证书都是出自民间鉴定机构，其实就是国家鉴定出来的也不一定可靠，专家也有‘打眼’和说谎的时候。我们说术业有专攻，鉴定一行涉及范围很广泛，专家并不是万能的。比如书画自顾恺之起有两千年的历史，每个朝代书法家数不胜数，一个人能鉴定一个朝代的字画需要很高的学识，如果说擅长看哪个流派的作品还比较实际。我曾经在新加坡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岭南画派的作品见得多，因为这些作品大量流传在东南亚地区，尤其张大千的画，我看得比较多，北方的行家就很少有机会看到。过去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现在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员被花钱请去做鉴定，明知自己看不了，却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承认，只好硬着头皮瞎看，甚至指鹿为马，认假为真。到最后一咬牙，在鉴定证书上签了字，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危害很大。”
有人提出，应该设立相关法律法规，对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追究责任。西方国家已经有这样的制度，做出错误的鉴定要按一定的比例赔偿。但是金鑫说：“目前在我国实行起来有很大难度，因为从事鉴定行业的人本来就少，这样会吓走一批人。况且有些失误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眼力问题。中国艺术品市场还刚刚起步，离规范市场还很远。这一方面有制度原因，一方面这也跟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比如日本二十世纪初期的画家横山大观的真迹现在非常值钱，但人们只认可他的后人开出的鉴定证书。在日本，许多这样的大画家，都有公认的权威鉴定机构。他们不单制度上规范了鉴定行为，人们在观念上也形成了统一的认识，这些我们还差得很远。”
文物收藏何时走入不惑之年？金鑫说：“鉴定市场的规范对中国来说是数十年后的事，虽然是大趋势，也要经历大浪淘沙的过程。”
解惑之3
鉴定不收费
尹晓琳
究竟应该如何为“鉴定门”清扫门户？有人提出立法规范，有人建议传统方法与科技方法双管齐下，杂项藏家宋双才则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艺术品鉴定应作为公益活动，不该收费。宋先生认为收费是导致鉴定行业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
一、鉴定收费不利于文物市场的去伪存真
鉴定若收费则存在利益问题。本着追求利益的心态，鉴定从业人员潜意识里并不希望赝品匿迹。因为赝品越多，鉴定的市场空间就越大，他们的收益也就越有保障。鉴定收费会促使鉴定行业更乱，许多人则在乱中取利。
二、收费导致鉴定行为有失公允
既然收费，就应该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上多数鉴定活动无法可依、程序混乱。鉴定人员因为不必承担责任，所以即使东西不是真的，也可以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语给前来鉴定的人以希望，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鉴定行为没有收费依据
目前国家尚未形成完整的古玩鉴定体系，对于鉴定从业人员的资质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从业人员的构成主要是“走穴”赚取外快的兼职专家和一部分响应市场号召于近年崛起的“草根”鉴定家，其中不乏出自短期培训班获得资格证的“鉴定师”。这种基于经验的鉴定活动其有效性和权威性都不充分，这样的鉴定，本身就没有收费的依据。
四、鉴定行为无法确定收费标准
鉴定只要收费，就成为商业服务活动。在服务业中，消费者是上帝，完成消费者的委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鉴定活动中，这种关系却被颠覆。鉴定人员对于鉴定过程和结论拥有绝对话语权，不管你能否领会，不管是否传授了知识(传授知识的质量也没办法衡量)，没有公共管理法规的制约，委托人并没有享受到作为消费者应享有的权益。有人说鉴定出卖的是知识，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实际上无法衡量专家传授的知识是否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也就无法确定收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