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画家范勃作品《园子》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范勃立足传统文化开创中国油画新面貌

    尽管一直以来都很低调，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青年油画家范勃的作品还是日益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在今年春季中国嘉德的拍场上，他的写实作品《花开花落之五》拍出了89.6万元的高价。之所以说范勃的绘画风格独特，是因为尽管西方艺术思潮接二连三地冲击中国油画界，但他依然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渝地用外来的绘画工具——画刷和画布，创作着民族油画。这种精神与品格并存的画作，在当今赶潮追风的浮躁的中国油画界，凸显价值是必然的。

    近日，范勃敞开心扉地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创作心得，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

    名家简介

    范勃，1966年生于天津，198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199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2003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高研班，200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油画实践类博士研究生，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第二工作室主任，中国油画协会理事。范勃多次举办个展，作品被意大利雷委内青年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等国内外多家美术馆收藏。

《雨季》

    精神世界中的悲壮结局渐渐出场

    记者：从早期的《坐着的裸女》，到研究生毕业创作《夏至：房子里的朋友》；从《弱冠》《而立》《不惑》，到新作《园子》，这些代表作不仅记录了您的艺术轨迹，还是您心路历程的写照，请谈一下心得。

    范勃：儿童时代，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母亲从天津日报社下放到电影公司下面的电影院工作。放学后的我赶到母亲工作的电影院，抱着饭盒，从电影的结局开始看起，直至散场……然后循环着看下场的前半段。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先看结果再看过程的毛病。一部电影有着美好的胜利结局，我就可以从容地心安理得地把前半截看完；如果是悲壮的不愉快的结局，那在看电影时内心必定充满着排斥和忐忑。电影中的英雄曾经让我激动得战栗不已，回家躺在床上睡觉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幻想一个特定的小情节：自己是小情节中的英雄人物，在战斗中扶弱、救美、消灭敌人，然后才能非常满足地进入梦乡……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悲壮和不平不断撕咬着我敏感的神经，“英雄”已变成保护自己脆弱心灵的一个堡垒，一个虚幻的避难空间。悲壮的结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渐渐从幕后出场了。在我的绘画中，除了“问题意识”和“针对性”，绘画本身的气质和氛围也在直观上印证了这一点。

    记者：从画面上看，这种“悲壮的结局”不是永恒的——这可以从您的新作《园子》中体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您的绘画思想？

    范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早期的画家马萨其奥及皮罗德拉的壁画、贾赫梅蒂的现代主义雕塑、美国简约主义画家马克罗斯科以及西班牙新现实主义画家安东尼奥·洛佩斯的绘画都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我对汉唐人物陶俑和唐三彩的造型与色彩、唐钧宋瓷、宋元明山水等传统文化更感兴趣。

《花开花落》之八 范勃

    油画应注入重建中国的传统精神

    记者：改革至今，面对一波又一波西方艺术思潮的强烈袭击，不少中国油画家因迷失方向而导致技巧的衰退。或许是这个原因，世界著名艺术评论家爱德华·路西·史密斯称您为“目前中国能熟练且不自觉应用油画技法的少数几位油画家之一”。您如何看这一评价？

    范勃：这是他的说法。其实，绘画技术本身永远不会成为绘画的终极目的，更不是绘画的标准。当技术成为在画布上实现个人理想的某种手段时，它才呈现出价值。绘画永远是艺术家传递某种精神的载体，自身强烈的生命体验诉诸于视觉图像的过程，也是对表现手段的选择、提升、调整及超越。这同样是绘画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创造过程。

    记者：谈到绘画语言风格，我就想到了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油画面临的不单纯是技术性问题，更是文化问题。这又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油画民族化问题。可以说，中国油画一开始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断地进行挣扎，但至今成果不太显著，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范勃：油画民族化是任何人都不愿触及的问题。民族化不是简单地用油画材料转译中国画，而是在绘画中如何注入与重建中国的传统精神。我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初期是经济飞速发展，年经济增长率是第一指标。第一阶段的后期开始注意全面，均衡与协调的发展；第二阶段主要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梳理与文化的自我更新。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标志。需要注意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高标准是以文化作为标尺的。

    “写实”与“当代”毫无矛盾与冲突

    记者：在油画界“精神与品格”日益缺失的今天，您的写实油画却一直被批评家津津乐道，为什么？

    范勃：有的批评家在我的绘画中强调写实油画的“异质性”，所谓的“异质性”包含了更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探索欲望。“写实”是方式，“异质性”是核心与灵魂。对“异质性”本身的挖掘和拓展也使表现方式本身有了发展的可能性。也有批评家说：范勃以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准确把握和背景的荒谬感书写使存在的荒谬性凸显出来，花开花落之下是人的若无其事——若无其事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疏离感，成为反传统美学的最隐秘、最苛刻的要求。

    记者：赶潮追风是不少当代中国油画家创作的通病，如写实主义油画市场火爆时，他们蜂拥着画“写实”；当代艺术出现井喷行情后，又一窝蜂转画“当代”，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这种情况加上当代艺术的冲击，是不是中国写实主义油画滑坡了的原因？

    范勃：价值取向是画家的问题，而“写实”与“当代”是毫无矛盾与冲突的：“写实”同“表现”与“抽象”一样都是作为绘画表现的方式而存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在于绘画中传递的内容与其不出场的精神指向与针对性。

    当代艺术在观念与倾向上是对传统的背离与反叛，表现在中国的具体现状过于泛意识形态化，对于“问题”与文化针对性的关注过于向前者集中，这也是中国式“当代艺术”。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关注社会深层意义中的问题，在文化的断层中重新追寻大国的气度。通过绘画语言本身传达艺术家的责任与立场。 

    获奖情况：

    1994年 第八届全国美展               优秀奖

    1997年 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 中国青年油画展奖

    2003年 第二届广东当代油画展         银奖

    2004年 第十届全国美展               铜奖

    2006年 广东美术大展                 铜奖

    2006年 广东美术五十年经典作品       提名奖

   栏主点评

    流着华夏艺术

    血液的油画家

    早在半个世纪前，我国著名油画家、《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谈到油画民族化问题时曾如是说：“油画上是否能发扬我们民族的特色，实质是首先要问一个画家他的血液里是否具有自己民族的艺术因素在内……”毫无疑义，中华民族的艺术因素充斥着范勃的血液，他的艺术探索史不仅是一个男人的成长史，更是中国油画走向民族化的缩影。

    西方艺术家如马萨其奥、贾赫梅蒂、安东尼奥·洛佩斯等固然对范勃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对油画技法精湛的范氏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点可从他的画面中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范勃早期收藏汉陶俑和唐三彩，接着痴迷唐钧宋瓷，对宋元山水画和唐诗宋词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看似不务正业的玩法有其深刻的用意：陶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范勃通过和这些器物“联姻”，吸足了传统文化的养分，体现了他所说的“问题意识”和“针对性”，走着油画民族化之路。由此，我们可以把范勃迄今为止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陶器阶段”(1993年～2004年)：这个阶段，范勃对画面的处理借鉴了陶的颜色与质地，比较凝重，人物都“没长眼”，是他对自己绘画语言的探索和对社会精神的思考，如1993年创作的《坐着的裸女》是他绘画语言形成的开端，同时也为中国人体画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1995年的研究生毕业创作《夏至：房子里的朋友》等。这些作品强调气韵、雕塑感和“范氏”白线的表现。如果你将范勃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人物缩小，他们就是一个个小小的陶俑，可这种古陶俑并不是范氏真正的追求，所以他将人物尺寸处理成真人大小，制造一种冲突。而这种今与古的冲突展现了画家当时压抑、孤独、焦虑、迷茫和疑惑等复杂心态——“‘英雄’已变成保护自己脆弱心灵的一个堡垒，一个虚幻的避难空间。悲壮的结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渐渐从幕后出场了”，也展示了该时期整个社会不知所措的迷茫。

    “陶瓷阶段”(2004年～2007年)：此时的范勃稳中求进，处理作品气氛时更加轻松，技法更为成熟，画面的色彩像瓷一样的硬朗、亮丽，且出现了“树”这一符号化语言；同时，人物也开始“点睛”，有神了！毋庸置疑，陶瓷这时已与范氏的画面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然而，陶瓷虽然坚硬缜密，但却是易碎品，这和画家的思想不谋而合——他对自己及社会的思考逐步清晰，不再焦虑、迷茫和疑惑，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仍在用观望的眼光看社会，眼里闪耀着希望，也流露出了几分担心与忧虑。

    “国画阶段”(2007年至今)：2007年创作的巨幅油画作品《园子》出现了诸如鸟﹑石头﹑植物等戏剧化元素，是范氏搭建的一个洋溢着当代意味的戏剧舞台。这件作品给人一种惊艳之感，带着一股逼人的文人气息。可见，画家已牢牢地在民族艺术这块沃土中扎下了自己的艺术之根。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是古今真正学者的座右铭，相信在探索中国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也能被范勃奉为圭臬。(吴聿立)